张策,年生人,北京人,著有长篇小说《血色风筝》《天路难回》等。

中篇小说

黄花梨(下)

张策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快了,却也一天比一天慢了。

桂芝牵着红儿的小手送她去子弟小学的那天,她看见原厂革委会主任灰白着脸色坐上吉普车,一溜烟地驶出了厂门。没有几个人送行。送行的人都绷着脸,等车走后才松下劲儿,有说有笑地散了。桂芝听余大傻子说过,新厂长已经上任,过去的主任是造反派出身,这几年不吃香了。

桂芝并不关心这些。一个家属工,也轮不到她关心。她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包里每月有几张钞票。工厂脱去了保密单位的光环,产品彻底由军用转为民用,家属工们却仍然是在绕线圈。桂芝的危机感最先来自丈夫余大傻子,作为工厂的辅助岗位,清洁班成了新厂长推行绩效工资的试点,傻子的工资减少近三分之一。

妹妹五儿暑假来工厂看望桂芝。五儿已经是大姑娘,在县上高中里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她仍然瘦,也仍然不动声色。在到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瞟着桂芝鼓起的肚子,平静地说:“我说过的话,不会错。”桂芝愣了一愣,明白过来,涨红了脸,不知该说什么。五儿就说:“好好过吧,别胡思乱想了。”桂芝说:“是想好好过,不好好过又怎么样呢?可是,怎么好好过呢?”

五儿的话让她回忆起了当年的杀机,也回忆起了那年那个月光迷离的夜晚。那天她是看见了篱笆外边的男人的,她也听到了那人的饮泣。就是在那一时刻,桂芝真正决定放弃杀人的企图了。本来,她坐在小院里是在筹划再一次的阴谋的,可就在初夏的热风里,在男人的偷窥中,她突然地动摇了。那个复杂而痛彻

心扉的夜晚,既是那个技术员的破灭,也是桂芝永远的绝望。

桂芝不会忘记,那晚,也是她和丈夫余建国的第一次。开始,当傻子试探着走进里屋时,她冷起脸,举起了她的擀面杖。傻子知难而退,讪笑着缩了回去。桂芝不愿再在屋里待下去,冲到院子里坐着。就在她和月光一起迷离的时候,她看到了他。

她马上就明白,男人是不会再往前走一步的了。他没有那个胆量,更没有那个担当。他是怯懦的,他只能是个偷嘴吃的孩子,如果被抓住手腕了,他只会哇哇大哭,只会埋怨那块糕点太甜太诱惑。

桂芝愣愣地坐了一阵。擀面杖在她怀里沉默着,黄花梨的纹路在月光的抚慰下静如溪水,虽美丽,但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凌乱。泪水湿润它了,便暗淡了,仿佛一层薄薄的冰,封住了心情。

那天后半夜,桂芝带着一身露水回到屋里,在鼾声如雷的傻子床前站了半天,然后推醒了他,很平静地说:“你到里屋睡吧。”

她没有把这一切告诉妹妹,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只是把一双崭新的劳保鞋塞到了妹妹的背包里。五儿看着,没说什么,只是轻轻地笑了一笑。

五儿走的那天,在车站上,对她说:“姐,你真的听我一句劝,好好和他过吧。我看了,他是有点傻,但人不坏。再说,工厂到底是工厂,总比农村强。三姐咋样呢,学习那么好,到底是嫁了个二婚的,进门当妈,还挨打。”

桂芝苦笑:“你也学习好……”

五儿的大眼睛眨啊眨的:“我?我不会像你们,我要飞。”

桂芝想说,你往哪儿飞呢?飞是那么容易的吗?五儿走了,火车好像也载走了桂芝的心。车站前的广场上地砖仍然破碎,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起要去修理,又仿佛时间还停留在桂芝来的那天傍晚。桂芝站在广场上,抬眼看着天。天是湛蓝的,却没有妹妹五儿飞翔的身影,只仿佛五儿的那句话,还在耳边久久萦绕。

“好好和他过吧。”

不好好过又能怎么样呢?桂芝最近常常这样问自己,却没有答案的。红儿在子弟小学的操场上和小朋友们玩得很欢,丝毫没有刚上学的胆怯。都是从小玩大的小伙伴,哪里又会生疏。到处都是看熟了的人,到处都是做熟了的事,工厂就是一个被抛弃在深山里的小王国,封闭,独立,一切按部就班。桂芝常常在工作台边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她到医务室去做孕期检查。一推门,韩大夫慌忙地把一本厚书塞进抽屉里,抬头见是桂芝,舒一口气,又拿了出来。那是一本《圣经》。韩大夫是基督徒,她曾经悄悄地劝过桂芝,跟随主吧,你会得到永生。

桂芝似懂非懂,她不明白什么是上帝,也不知道人是否会永生。她只知道韩大夫是个好人,这个本已应该退休了的老太太在工厂里有着极高的声望。她躺在韩大夫的诊床上,本能地想和她聊聊心里话。她告诉了韩大夫五儿是怎么说的,也告诉了韩大夫她心里的苦闷,她甚至含含糊糊地告诉了韩大夫,她在和余大傻子之前,跟过别人。

韩大夫抚在她肚皮上的手停了下来,低声说:“这就是罪。”桂芝抖动了一下,仿佛感到冷。韩大夫感觉到了,又说:“主会饶恕你。”

桂芝看着韩大夫的眼睛。韩大夫注意到了,向桂芝微微地笑,眼睛周围的皱纹随着她的笑舒展了,她整个的脸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菊花。桂芝感觉到了一种安宁,仿佛心里的潮汐也在慢慢退去。她问道:“孩子好吗?”韩大夫帮她把衣服拉好,说:“应该没问题,小家伙心脏很强。”她把听诊器放到桂芝耳边,于是桂芝听到了一个咚咚的声音,其实是微弱的,但在桂芝听来却是如雷鸣般的强势,又如歌唱般的悦耳。这是一个新生命的呐喊,是桂芝生命的延续了。桂芝笑了,然后,又哭了。她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把她的喜悦和不甘都哭了出来。

“盼着他是个男孩儿吧,”她哭着说,“就是别像他爹那么傻。”

韩大夫看着她没有说话,然后,老人闭上眼睛,开始低头祷告。桂芝听不出她在说什么,便抓住了老人的手。那只手柔若无骨,而且洁净温暖。桂芝觉得这一刻这间简陋的医务室充满了光辉,时间也已经为了她的孩子而停顿了。她也闭上了眼睛,让阳光在她的眼皮上慢慢行走,留下了淡淡的温暖痕迹。医务室里的这一时刻,就此成为桂芝的永远回忆。

厂在和总厂脱钩成为地方企业之后,生产形势急转直下,仿佛昨天还巍峨耸立的高山,转瞬崩坍成了泥石流,呼啦啦地粉碎了,挡也挡不住地一泻千里。

新厂长柳强整天焦头烂额地应付着各种噩耗。合同被撕毁,产品被退货,欠账收不回来,工人们消极怠工……他甚至已经因此患上了精神方面的什么毛病,听见电话铃响就想撒尿,有时控制不住,就会淋漓到裤裆里,因此人们闻到厂长的身上总有一股臊气弥漫。

柳强其实原本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从一个翻砂工成长为企业领导是靠实力拼杀出来的,包括用他强壮的臂膀和冷酷的性格。可是现在,他像困在流沙上的狮子,伸腿是塌陷,不伸腿也是塌陷,眼睁睁看着流动的沙子吞噬自己,这种残酷让他不寒而栗。他只能拼着命挣扎,随时抓住身边的每一根稻草。而他认为现在最能挽救自己和工厂的,只有马满意。

马满意已经被破格提拔为总工程师了,柳强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要为工厂的生死存亡而战。

厂长的手粗大而且有力,马满意被拍得肩膀麻酥酥的。他从心里惧怕这位厂长,因为柳强就是当年在山坡上把他揍成乌眼青的那位车间主任。他知道柳强已经和轻浮老婆离婚,但柳强依然会对他恨之入骨。在柳厂长的破格重用后面他隐约看出了某种险恶的阴谋。

马满意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发生改变,在于自己唯一的优点,那就是他疯狂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他苦心钻研数载设计出的几种产品,是目前工厂还能勉强发出工资的唯一保障,也是他成了全厂技术统领的原因。但也正因如此,他成了柳强不得不依靠的人,成了柳强憎恨却又无法不对他施恩的家伙,成了一根吃不进吐不出的骨头。他们的办公室现在门对着门,柳强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推开他马满意的门,绽开笑容问声好。柳强的皮笑肉不笑在马满意看来就是屠户在杀猪前的那种端详,是在琢磨从哪里下刀合适。马满意为此心惊肉跳夜不能寐,常常缩在自己那张小床上瞪眼到天光大亮。

他和徐小兵的关系也没有好转。他很惊讶妻子竟然有着这样的执拗和冷酷。这几年他们一直分居着。为了不让外人察觉,马满意的床是由徐小兵每天起床后拆除的,然后晚上由马满意自己再架起来。这成了他们家生活里一道固定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程序,他们的女儿每天也习惯了冷漠地注视着这种烦琐。他们倒是很少争吵了,似乎已经吵累了,疲倦了,没意思了,仿佛再用争吵破坏了现在的冰冷,更没兴趣。

马满意心里的烦恼没处述说,终于有一天,在饭桌上,他说:“厂里计划在大城市设经销部,我想去。”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眼前的清炒菜花,仿佛那是一盘海参。他在前一天晚上刚刚和柳强一起在市里刚开业的饭店里陪客户吃了海参,他认为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

徐小兵面色平静,也并不看丈夫,问道:“有什么好处?”

“可以……多挣点吧。”马满意说,口气有些犹豫。确实,经销部的方案提了几次了,但谁也不知道这是一剂良药,还是饮鸩止渴。党委会上柳强拍着桌子骂:“他妈的你们谁就不能第一个吃螃蟹?”当时全场面面相觑,谁也不作声。

徐小兵冷冷的目光扫过丈夫的脸,然后说:“你永远别想离开我的视线。要去,我就和你一起去。”徐小兵的头脑其实也是简单的,她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别想扭转。她就像一头红了眼的西班牙斗牛,只想冲撞不顾其他。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爱眼前这个男人,却不管爱不爱,她发誓要和这个男人纠缠到底两败俱伤。徐小兵已经在多年的冷战中将自己重新塑造,她学会了折磨人。有时她给女儿烙了肉饼,她会盯着女儿吃,然后问她好不好吃。女儿早学会了小心翼翼地顺从,忙说好吃。而徐小兵就冷冷地说:“你肯定不爱吃。”然后夺过女儿嘴边的饼扔掉。这样的事成了这个家的一种游戏,丈夫和女儿都苦不堪言。

于是,马总工程师无语。在吞下一口咀嚼不烂的菜花后,他安慰自己说,他妈的,不去就不去,反正柳强也不会让我这个总工程师走。再说,如果看不到桂芝,我也难受。

在马满意的心底,桂芝已经是他的女神。虽触碰不得,却也不能不见。他仍然在每天走向厂区的时候回一下头,希望在那个窗口找寻到那双眼睛。在每个寂寞的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默念她名字,在黑夜里捕捉她的身影。曾经,他曾念着她自慰,但后来他认为这是亵渎,便坚决彻底地戒了这毛病,以致从那天起再没有坚硬。

家庭历史的洗刷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曾经是生活的唯一希望,现在却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当然,这也许只是对马满意而言,徐小兵还是亢奋了一阵子的。她在厂里逢人便讲,她的父亲从监狱出来了,她的父亲恢复工作了,她的父亲当了当地县的政协委员了。一时间,徐小兵的父亲成了全厂的一个笑柄,人们其实记住的不是这位谁也没见过的县政协委员,而是徐会计疯了。终于有一天徐小兵偶然听到了人们的窃笑,从此绷起脸不再说,却在眼神里多了一种让人战栗的冷峻和敌意。

马满意总工程师再次垂头丧气地离开那个冰冷的家。这时的厂虽然处在低谷,气氛却是热烈的。邓丽君甜腻的歌声在家属区上空回荡,而且不是一支歌子。谁家的阳台上,半大小子用砖头似的录音机在放《小城故事》,厂俱乐部的舞会近来很红火,现在播的却是《何日君再来》了。两个邓丽君的重唱就显得很怪异,像是梦游者的各说各话,多了让人昏昏欲睡的迷茫,却少了些不清不白的挑逗与撩拨。夜色也就混浊了,虚幻的温柔弥漫起来,和西南山区的潮湿配合着,把工厂腌浸了。

马满意向着俱乐部走去。

按照他的性格,他早就应该是舞会上的常客了。但他现在没心情。在俱乐部的窗外,他站住,窗里的灯光泄到他的身上,暗黄的,和他的情绪很相配,有一种无所适从的迷惘。他看着窗内扭动着的人体,突然有了陌生的感觉。他们是谁呢?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在笑?就在这一时刻,总工程师悲哀地想到,自己摆弄得了任何机械,却是始终搞不懂人生的,自己的这一辈子,也许真的就是白过了。深深的沮丧就在这一刻涌上心头,仿佛生命也在这里静止了,是说也说不出的感觉。

桂芝从柳强厂长的办公桌上缓缓起身的时候,俱乐部的舞会正是高潮。狂乱的迪斯科音乐远远传来,夜风里也有舞蹈那种暧昧的味道。她伸手去拿自己的衣服,把电话机碰落了,却由于电话线的牵连,没有落到地面,只是发出了嗡嗡的声响,在半空中摇晃着,像是桂芝的心情,杂乱无章,而且没有下落。

这只是她第二次到柳强的办公室来。第一次来是壮着胆子的,是为了丈夫余建国。厂里终于开始裁人了,傻子首当其冲,在第一批失业的名单中。看着失魂落魄的丈夫,桂芝咬咬牙,来求柳厂长开恩。柳强看向她的眼神一开始是不耐烦的,是厌恶的,但随即慢慢亮了起来,甚至渐渐有了某种兴趣。他摇摇手里的文件,和气地说:“今天我马上要开会,你明天晚上找我好不好?”柳强这个人其实还是很英俊的,尤其笑起来的时候,满脸灿烂的阳光,是成熟男人的魅力。桂芝的心就跳了一下,隐约觉得晚上似有不妥,但那念头如同夏夜的蚊子,嘤的一声,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次来就是这天晚上了。敲开办公室的门,桂芝就被男人抱住,猛地按倒在办公桌上了。桂芝的脑子一片空白,好像是早就做好了准备,又好像是隐隐地有些什么盼望,但也有些委屈和愤懑掺杂着。她没挣扎,任凭男人气喘着剥她的衣服。眼睛望着天花板,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另一个男人。耳边听到的俱乐部音乐,也慢慢像了当年游行的锣鼓。

完事之后,柳厂长起身,瘫倒在他的转椅上。桂芝则久久地就那么躺着,让夜晚的凉风冷却着身体。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慌乱,也没有了当年的羞涩。她已经成熟了,她不再是生活的跟随者,而已经是生活的驾驭者了。桂芝已经不是当年的桂芝,她不仅有着黄花梨般的美丽,也有了黄花梨的坚硬。几乎在一瞬间,她已经在纷杂的思绪中扼住了自己的命运咽喉。

她从容不迫地穿好衣服。她一直看着柳强。她发现这个男人是镇静的,镇静中是大权在握的强势。她需要的就是这种强势。她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如同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

“我丈夫余建国,不能下岗。”

柳强被桂芝的平静镇住了,他突然明白自己是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枷锁,他将被这个漂亮女人所控制。一时间他后悔了,但后悔的情绪转瞬即逝,因为桂芝的手抚摸上了他的脸颊。

“你得帮我,只有你能帮我。我相信你能帮我。”

柳强抓住了女人的手:“我帮你,你给我什么?”桂芝淡淡地笑了:“你说呢?”

这是默许了,也是挑逗。柳强的全身都热了起来。他猛地把女人搂在了怀里:“你嫁给我吧,我爱你!那天你一进我的门,我就爱上你了。以前我竟然不知道,这个厂里还有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桂芝记起,当年的男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心就突然往下坠了。下坠的过程是疼痛的,身子听任男人搂抱着,眼泪却疼得喷涌而出了。

远远地,俱乐部里的狂欢到了尾声,《一路平安》的旋律断断续续,听起来倒像是人的哽咽了。柳强低声说:“你等会儿再走,舞会散了,人多。”

桂芝说:“既然你要娶我,怕什么人看见。”

柳强沉默片刻,说:“还有老余……”

是的,还有老余,余大傻子。桂芝也不说话了,杀机却突然在心底探了一下头,像是只居心叵测的小兽,蛰伏已久,终于忍耐不住地龇开獠牙。桂芝自己也被震动了,心脏激烈地跳动,五脏六腑都好像被搅动了,乱糟糟疼痛。

“还有孩子……”强硬的外壳一旦打碎,所有的软弱就都暴露无遗。柳强的声音充满无奈。他的前妻在和他分手后迅速嫁给了什么男人,据说现在在上海。他的儿子柳大宝在厂里的技校上学,技术没学到什么,打架斗殴却很在行,前不久才从拘留所出来。桂芝呢,儿子刚刚一岁多,却已经诊断出小儿麻痹,让桂芝欲哭无泪。

“这就是命。”

人的命运真的难以预料,像漂泊在风浪里的船,生存与毁灭,真的只在一瞬之间。二姐的死,使农村姑娘桂芝一夜之间成了工人,也萌生了杀机。马满意的侵入,却使桂芝在杀人与嫁人之间放弃了前者。现在,有了柳强。他是码头,还是深渊,让桂芝这条疲惫不堪的船举棋不定。这条命,只好赌了。

一男一女,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夜晚在冷下来,心情在冷下来,大院里的嘈杂也在冷下来。狂欢散去,一切都仿佛是虚幻。潮气慢慢漫上来了,替换了大院曾经的热烈。桂芝当然不知道,在俱乐部的大门口,在湿冷的台阶上,此时此刻马满意正在悄悄哭泣。他们这一男一女,就这样渐行渐远了,彼此的心都撕扯着,却不会再有交集。

柳强起身,捡起了电话机,把它放回原地。有一份文件,在狂热中一直压在桂芝的身下,此时已揉搓得不成模样。柳厂长很无聊地想抚平它,却是枉然。桂芝看着他笨拙地做着,突然想笑。

柳强说:“让老余去库房吧。”

桂芝说:“他原来在那儿干过,可是,他不行,笨。”

柳强笑笑:“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没什么的。”

他们突然发现彼此的话好像都很虚假,有点装腔作势。真实在欲望的高涨中露出面孔,又迅速掩盖在冷却下来的平静中。他们现在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司和下属了。其实,桂芝明白,自己连下属都谈不上的,自己只是个家属工。

他早晚有一天会玩腻了,会抛弃我。这个念头轰然在桂芝的脑子里出现了,尖锐而且冷酷。桂芝看着柳强的目光冷下来。“我该回去了。”她说。

柳强抓紧了她的手,似乎有些不舍。桂芝感觉到了这种不舍,心又软了。她痛苦地承认,女人就是这样,困苦中的女人更是这样,一颗心总在硬与软之间挣扎。舍不下的,是情,舍得下的,也是情。冷酷与柔情的缠绵,留下的只是累累的伤。桂芝终于是硬下心肠了,她推开男人的手,走了。

厂区静悄悄的。开工不足,厂里早就停了夜班。桂芝走出办公楼的门,回头看,柳厂长的办公室灯还亮着。这个男人是常常住在办

公室的,他身边没有女人。桂芝站定身形,暗暗地想,如果我是他的,今后会怎么样呢?

想不下去了,因为桂芝已经看到在厂区和家属区间的大门口,伫立着三个大小不一的身影。丈夫余建国拉着红儿,抱着小儿子,在等她了。

桂芝的心酸了,酸得好像浸在了醋里,慢慢地发苦。她知道,发生过的无法改变,她只有往前走了。

十一

要过年的时候,下了场罕见的雪。雪让来自北方的人们欢欣鼓舞。厂里开了大会,公布全年的盈利情况。柳强厂长慷慨激昂地宣布,难关已经过去,厂起死回生,我们将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大会上,给大功臣马满意总工程师颁发了重奖:一台白兰牌洗衣机。桂芝在台下坐着,看着披红戴花的马满意,一时间,心走远了,人就有些慌乱。

全厂大聚餐。桂芝和一群家属工被派到食堂帮厨。她带来了她的擀面杖。也来帮着包饺子的韩大夫,看见这擀面杖时眼睛亮了一下:“这是黄花梨啊。”

桂芝一边擀着饺子皮一边说:“是。当年我爹卸了一条桌子腿做的。我爹说,桌子原来是老赵家的,老赵是我们那儿最大的地主。”

韩大夫点头感叹:“也就是大户人家,会有这样的东西。”

桂芝一向是景仰韩大夫的。这个孤身老太太已经退休,但仍然每天到医务室上班,婆婆妈妈地为大家看病。星期日去山下的小城教堂做礼拜。在这样的山里,桂芝小儿子的腿本来就算废了,全靠老人的针灸,勉强算是好了,只是现在走路还微微跛着,像只快乐的小鸭子。桂芝感谢韩大夫,老太太却说,是上帝治好了孩子的,要感谢上帝。

此时,桂芝爽快地说:“我家还有一根,是我二姐当年带来的,回头,送给您。”

“不了不了,”韩大夫笑起来,满脸的皱纹活泼地舒展,“老了,给我我也用不动了。”

桂芝也笑:“是沉。平时我都不爱用。”

也在一边包饺子的徐小兵突然插话道:“给我,我用得着。”

桂芝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的徐会计会突然插嘴。她一向是有意回避着这位总阴沉着脸的会计的,当然是因为当年她和马满意那次说不清的纠葛。尽管当时是疯狂的马满意侵犯了她,她却也隐隐觉得自己有些愧对这个女人,仿佛偷了对方的什么东西,而对方至今蒙在鼓里。这就如鲠在喉,没有了面对人家的勇气。此时,也就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能手下用劲。饺子皮擀得薄了,韩大夫就笑起来说:“桂芝,你慢点,太薄了,包不上了。”

徐小兵却只不管不顾地说:“给我吧,我正缺根擀面杖。”

桂芝只好含混答应。韩大夫慢慢地说:“黄花梨是好木料,漂亮,结实。我是在海南长大的,只有海南产的黄花梨最好。”

桂芝既是想岔开话题,也对韩大夫的身世有了好奇,便问:“海南是哪儿?”

徐会计哼了一声,显然是蔑视。韩大夫却宽容地笑笑,继续缓慢地说:“远呢,是个海岛……”

桂芝想起,自己是陪着红儿看过中国地图的。丫头和她爸一样笨,永远记不住地理课上讲过的东西,急得哭。桂芝隐约想起,海南,那应该是中国的最南边了。这个信上帝的老太太,是怎么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大山深处的呢?也许,这永远是谜了。她看韩大夫,老人淡淡地笑着,神情却是远远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女人们都沉默了,连徐小兵都闭上了嘴。寂静了,就听见远处有隐约的歌声,是俱乐部那边在排练节目。窗外还飘着雪花,不大不小的,像是在衬托屋里的静默。

桂芝的手慢了下来。要过年了,家乡那边咋样呢?父亲已经去世,娘住到大姐家去了,山村里的家,该是寂寞清冷的吧。本来想回家的,余建国不肯,这个大傻子当了仓库管理员,也知道得来不易,勤勉得像一头驴,整天整夜地守在仓库里。干不了细活,就拿块抹布擦那些零部件。或者,把这个货架上的东西搬到那个货架,摆好,过两天再搬回来。要过年了,余大傻子接下了所有的节日值班,根本不休息。

桂芝哭笑不得,心里却不是滋味。有一回在柳强的床上,终于哭了出来,柳强也不问,桂芝明白,他知道她哭什么。

饺子馅不够了,有人就去剁白菜,厨房里响起一片叮叮当当的剁菜声。桂芝停下手,望窗外的雪,听见身后的韩大夫低声地说:

“黄花梨这东西,看着长得快,几年就很粗了,其实,心子长得可慢呢,四十年,五十年,也许才够上材料,才能做东西……这世上的事,也许就都是这样呀,好东西,就难得,上帝说,要恒久忍耐……人这一辈子,也像黄花梨,要成材料,要等,要忍。你要着急,急着把树砍了,就只能落下一堆树皮子,除了烧火,什么用也没有的。”

桂芝觉得,老人不是在对自己说话,也不是对别的什么人说话,她只是自言自语,只是在触景生情,在感慨自己的命运。桂芝不敢回头,她怕自己回头后会掉眼泪。不知道为什么,韩大夫的呓语让她想哭出来。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哭了。桂芝虽然已经是个熟练的工人,已经穿破了几双劳保鞋,却仍然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每天的生活其实也真用不着她思考的。早晨为孩子做饭,让大的骑车去市里的中学,送小的到子弟小学去。然后上班,没完没了地绕线圈。中午在食堂吃饭。下午下班,在浴室洗澡,然后回家继续做饭……人就像一台机器,点了些润滑油,就傻呵呵地转动下去。即使和柳强的偷情,也已经疲倦了,成了例行公事般的过程,成了兴味索然的生活里一个同样无趣的逗号。

有什么惊喜吗?没有。意外怀孕也许算一回事,但傻子是那么好欺骗,几句话他就相信是自己的疏忽了,还跑前跑后地陪她去手术。如果说动心,也就算那一回了,看着满头大汗的傻子,桂芝真的痛下决心和柳强了断。然而,决心就像海滩上孩子堆的沙堡,一阵浪来,就冲得无影无踪了。生活好像顽固成了一个昏君,不允许有任何改变。而人,是软弱的。桂芝一次又一次地躺倒在那张罪恶的床上,然后迅速沉醉在肉欲之中。

韩大夫曾经告诉桂芝,上帝说了,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桂芝始终对老太太的说教似懂非懂,却对这句话刻骨铭心。她学着老太太的样子向上帝祷告,却听不到上帝的回答。

雪不动声色地停了。

“馅来啦!”有人把调好的饺子馅端来,新鲜香油的味道弥漫着,把女人们的情绪重新调动起来。桂芝拿起她的擀面杖,爱惜地抚摸。美丽的花纹显现了,依然温润,依然雅致。“过一天算一天吧。”桂芝突然在心里对自己说,像是安慰,却是无奈的,带着一点苦涩。

十二

不管怎么说,生活是在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桂芝随着最后一批家属工转为正式工的时候,正是她领到第十二双劳保鞋的日子。十二,一个在中国人的习惯里也算圆满的数字。她本可以早一些转正的,但柳强说要考虑影响,就把她拖到最后了。女儿小红考不上高中,到厂里技校混了半年,柳强就安排她在服务公司上班了,在厂里浴室看门。孩子虽笨,却是孝顺的,第一月工资就全交给了桂芝。桂芝拿了那几张钞票,心里暖了一下。到二姐的坟前哭了一场,说:“姐,我总算给你把孩子带大了。”

厂成了市里的龙头企业。柳强春风得意,兼任了市里工业局的副局长。上任伊始,就声势浩大地组织工人们轮流到南方考察改革开放。

桂芝当然被安排在柳强亲自带队的这一批。车间姐妹们暧昧的笑容,桂芝只当没看见,她也麻木了,反而有些得意在,昂着头从女人们面前走过。

柳强安排得很细密。在深圳考察的最后一天,桂芝按照他的吩咐,谎称要去看个亲戚,离开了队伍。柳强带队到了广州,让副厂长领大家返程,自己宣称要去谈个重要合同,独自返回深圳。当晚,他们在深圳会合,找一家宾馆住下。虽已是老夫老妻的感觉,但因为这种特务式的秘密安排,再加上陌生地方的新奇刺激,这一晚他们就很尽兴,很热烈。

缱绻之后,柳强说:“孩子们都大了,连你家小涛都十好几了,反正,他的将来我也保证

安排好就是了,你就和傻子离了,嫁给我吧。”

桂芝没吭声。为了掩盖狂欢的呻吟,他们一直开着电视的,而且把声音调得很大。此刻,香港卫视的主持人还在用他们听不懂的粤语哇里哇啦地说什么,表情很夸张。

“我离婚那么多年了,这些年还不就是在等你。不然,女人还不有的是。傻子我也安排了,孩子我也安排了。省里调我几次了,我都没去。”

柳强的话里,分明有了埋怨。

桂芝起身要穿衣服,说:“我也不愿意这样偷偷摸摸的。你是厂长,没人敢和你斗,可我不行,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看我的。”

“那你还犹豫什么?”柳强伸手夺下了桂芝手里的内裤,把那柔软的肉体再次揽在怀里,“难道你舍不得傻子?”

这话刺痛桂芝了,她推开男人,一声不响地穿衣服。心里像是打翻了一瓶调料,苦的,辣的,酸的,搅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的苦楚。男人仿佛意识到自己的话说错了,也就不作声。他们沉默着,听着香港人的唠叨。窗外的深圳灯火通明,是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刻。

“我曾经想过要杀死他,”桂芝说,“你说我是不是舍不得他?”

男人的眼睛瞪大了,看着桂芝:“那你会不会有一天想要杀死我?”

桂芝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一时愣住,不知道哪里不对,火气却慢慢升起来了。“会。”她说,“只要你对不起我。”

柳强的脸色变了。也许,只是因为桂芝的敏感,觉得他变了。反正在桂芝眼里,这个人突然陌生了。陌生的男人和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房间,桂芝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妓女,正在等着对方掏出钱来。

柳强也开始穿衣服。他从容不迫地穿好内衣、衬衫,然后细心地打好领带,好像他马上要出席什么重要场合。转眼间,他已经是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了,除了黝黑的脸庞还能证明他来自深山,其他的痕迹只显示出他的地位和强势。

桂芝的心颤了。她知道自己是斗不过眼前这个人的。她和他远远不是势均力敌的关系,她只能是他的附属,是他的随从,是他的玩物。她看着他走了出去,连头也没有回。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是开了两个房间的。她听着他关好门,听着他走进了隔壁。然后,她哭了。

桂芝明白了,什么也不会改变。

第二天,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柳厂长仍然谈笑风生,仍然和桂芝亲亲热热。他们离开深圳,乘长途汽车到了珠海。

在海边的蜿蜒路上,柳强望着大海,说:“你知道吗?这条路,叫情侣路,在这条路上走的人,都是情侣。”

桂芝淡淡地说:“什么叫情侣?就是情人吧,偷人养汉的,咋往好听里说,也就这么一回事。”

柳厂长的脸色就变了一下。两个人默默地走出一段,柳强说:“那你是什么意思?让你嫁给我,你不干,现在你又说什么偷人养汉的话,你这不是矛盾?”

桂芝愣了一下,想想,真的,自己的话是矛盾了,可是,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也真的是茫然。她走在一条绝路上了,往前是悬崖,退后是追兵,前前后后都是死,是没有希望的坎坷。

柳强问:“你说你曾经想杀了傻子,咋又没杀呢?”

桂芝不说话,往事却被男人这一问给从心底勾引出来,沉渣泛起,翻翻滚滚地不消停了。几次想用那擀面杖砸傻子的脑袋,几次想给傻子的茶杯里加老鼠药,一个一个片断像厂里放的老电影,胶片伤痕累累,声音断断续续,断片的时候银幕上闪过大大的阿拉伯数字:1、2、3……全厂的人都在起哄,口哨和叫喊仿佛要掀起俱乐部的屋顶。那是一场全体群众的狂欢,忘乎所以的快乐淹没了多少大院里的奇闻逸事,把她的杀机也给粉饰成了狂欢节的花束,没有了锋刃,只留下沉沦。

真的,现在应该怎么办?不知道为什么,韩大夫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人都是有罪的。

大海在他们面前铺陈开去,一望无际。天是阴沉的,在天与海的交际处就是一片混沌,分不清界线,像极了他们的沮丧。许久,柳强厂长突然说:“你知道当年我曾经把马满意总

工给揍了吗?”

桂芝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迟疑了一下说:“听说了。”

柳强冷笑:“他敢邀我老婆去散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是我的东西,谁也别想碰。”因为常年酗酒,他的眼睛很混浊,眼球上的血丝像一张蛛网,捆绑着,但也显示着一种残酷。桂芝的心不禁沉了一下。

半晌,桂芝说:“要杀傻子,也是我杀,别人甭想插手。”

她的话也冷冷的,让柳厂长不禁紧了一下领带。

十三

仓库出事了。

半夜,起了火。火像一个阴险的罪犯,悄悄地出现,然后慢慢地弥漫开。当在值班室里酣睡的余建国被烟呛醒时,火已经不动声色地包围了这间小屋。

第一个冲进去把余大傻子拉出来的是总工程师马满意。事后,有人曾偷偷议论,为什么一个厂里的领导会在半夜出现在仓库里,但马满意的英勇行为堵住了人们的嘴。

当时的余大傻子是真的吓傻了。他光着膀子坐在床上,咳嗽着,愣愣地看着值班室的大玻璃窗,看着火在窗外蔓延。马满意踢开房门,把棉被按在洗手池里浸湿,然后蒙住两个人的头,冲出了仓库。他们刚出来,里边就有房顶坍塌下来了。

余建国浑身颤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不是我干的!我喝多了,他们……”

马满意伸手给了他一记耳光:“值班你还敢喝酒!”

柳强厂长是和厂消防队一起赶到的。他面沉似水,冷冷地盯了余建国一阵,什么也没说。

这是厂在这座大山中建厂之后的第一起大事故。两小时之后,火被扑灭了。满身泥水的柳强和马满意一起回到办公楼。在各自的办公室门前,他们站住,阴沉着脸,回头彼此看着,两双眼睛里好像有说不尽的话在交锋,空气里也有了剑刃相搏的紧张。

柳强先挪开了眼神:“先休息休息吧,什么也别说了。”

马满意冷笑:“你是不想说,你什么都不想说。”

柳强的手停止在门把手上:“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把火是怎么着起来的?也许,我要问问你的儿子柳大宝。”马满意从未这样咄咄逼人,今天的他仿佛和往常判若两人,“你下午在办公室和他说什么?他晚上为什么吩咐他的小弟兄缠着余建国喝酒?火起之前,你这个宝贝儿子在哪儿?”

柳强的脸白了:“你跟踪我们?”

“对。我跟踪你好几年了!”马满意的脸更红了,他的怒火已经显现在他的脸颊上,“我知道你虚报产量,我知道你行贿受贿,我知道你还贪污,我……还知道你霸占了余建国的老婆!你今天是要杀傻子灭口!”

马满意说这话的时候,柳强的眼睛里竟然是一片茫然,他显然一时想不明白马满意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认为马满意当年应该是被他揍怕了的,他也以为马满意应该为今天他的宽宏大量而感激涕零。没有他柳强,能有今天的马满意吗?两个男人面对面僵持着。柳强的脸色慢慢地凝固了,凝固成一片铁青。而马满意仍然怒气冲冲,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他们都突然认识到此时此刻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们角逐的跑道在今天突然地交叉了,他们像刹不住的火车一样在向对方撞去。

柳强慢慢地说:“老马,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他妈的不是在跟踪我,是在跟踪谭桂芝!那娘们说过的,傻子不是她第一个男人,那么,最早占了便宜的,就应该是你了。”

马满意的脑袋里也有什么像仓库一样坍塌了。他强撑着自己,继续把愤怒的目光投射在对方脸上。但他自己知道,已有一盆冷水兜头泼在他的怒火之上了,他的心已经开始控制不住地战栗了。他甚至有了些许的后悔,为自己的冲动,也为自己的感情。

柳强从对方的眼睛里猜出自己的话是一根针,已经准确地扎在对方的死穴上了。他缓了一口气,低声说:“别闹了,我是厂长,你是总

工程师,这是事实,改变不了,也不应该改变。这个厂,离了你,离了我,都不行。”

马满意不吭声。

“太累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柳强推开自己的房门,不回头,又补充了一句,“对了,想和你说还没来得及,我想提拔徐小兵会计做厂里的财务总监,你看行吧?要没意见,回头就上党委会……”

马满意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进门,关门,想说什么,却怎么也张不开口。好像有什么强力的胶水,粘住了自己的嘴唇和舌头,一股苦涩味在嘴里蔓延。

柳强却好像不想让马满意缓过神,又打开门,探出身子,笑着说:“哎,老兄,桂芝那女人,真的不错。”

马满意就在这个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斗不过面前这个老对手的。柳强在一瞬间已经恢复了他的镇静自若,甚至,他手里还拿着毛巾,若无其事地在擦脸。他也已经脱下了他的工作服,只穿着背心短裤,他已经准备继续睡觉了。

“老马呀,你要是还能冷静,就想想我的话。你说我和柳大宝策划要杀傻子,你有证据吗?难道我儿子到我办公室来了一趟就是密谋杀人?大宝也在仓库工作,他们那帮仓库管理员喝喝酒不是常事?傻子喝醉不也是常事?至于你说我什么贪污受贿,我不解释,你可以回去问你们家徐会计,她可是咱们厂的一本账。”

他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字眼咬得很清楚,其中的含意就很明白无误。他看着马满意,眼睛里有一种得意,似乎是居高临下的倨傲了。马满意终于垂下了眼睑,他已经彻底失去了与对方对视的勇气。他当然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只是在回身拧动自己办公室的门把手时,竟然绝望地湿了眼眶。

柳强在他身后叹息道:“你太累了,要不,从明天起你休息几天……都是男人,我理解你,总一个人睡在外屋,还不如我睡办公室呢,能闻见老婆的味儿,却动不得……”

马满意要哭出来了。

可是,他竟然连哭都来不及了,因为一个失魂落魄的工人已经跌跌撞撞地跑上楼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厂长!快去……快去看看!出大事了!”

“又怎么了?”柳强皱起眉问。

“杀人了……谭桂芝,把余大傻子打死了……”

这对两个男人来说,是比着火还要惊心动魄的消息了。他们相互看了一眼,瞳孔里是彼此的惊骇。柳强扔了毛巾,马满意松开了房门把手,他们一起向楼下跑去。奔跑中,马满意想:“也许,这就是解脱吧。”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因为着火,厂区大院里并不安静。所有的灯都打亮了,灯影交错,人影晃动,是大院里从没有过的惶悚。桂芝就伫立在灯火里,伫立在惊慌的人群中,竟然显得比平日高大了许多。她的手里,是沾着血的黄花梨擀面杖。

余建国,余大傻子,瘦瘦高高的个子就瘫倒在桂芝的面前。暗红色的血,正从他的头顶汩汩地流淌下来。

这根美丽而坚硬的木料,这根沉寂多年的凶器,今天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灯火中的花纹,诡异而艳丽。

两个奔跑得气喘吁吁的男人,面对在血腥的场面也感到了心悸。他们站在桂芝身后,一时竟谁也没有勇气上前说什么。仿佛他们在凛然的女人面前,不约而同地自惭形秽了。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迅速地挪开了眼神。他们同时在责备自己了:欺负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我们算什么?

血泊里的余大傻子动了一下,发出一声呻吟。马满意惊醒了,忙冲上去扶起了软弱无力的男人。傻子睁了一下眼,嘴唇翕动,却没有声音。马总工程师的大眼睛突然潮湿了,他大声喊道:“快呀,快救救老余……”

当啷一声,桂芝手里的木棍掉在了地上。几乎同时,和桂芝当年来的时候一样,大院又停电了,所有的灯瞬间熄灭,只留下一片嘈杂的声音,在墨一般的黑中纷纷杂杂地响。

事后人们知道,就在这一刻,厂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医务室的韩大夫,在自己的家里平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当时在读《圣经》,电灯熄灭的时候,她就倒在那本厚厚的书上。

十四

年的春天,已经退休几年的桂芝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和丈夫余建国回家乡定居。

位于家乡县城边上的房子很快就买好了。过程顺利是因为县委书记谭英亲自操办了这件事。谭英,曾用名叫谭桂英的,还有个小名叫五儿。五儿说:“我从来不帮别人办事的,但四姐的事,我要管。”

儿子对桂芝的决定很不高兴,他说:“我老婆刚刚生了孩子,您不想带孙子也就罢了,还要连我也甩在这里。”儿子仍然跛着脚,却聪明得很,在厂里也是技术标兵了。桂芝不理儿子,对儿媳的冷脸更是视而不见。离开厂的那天,她谁也没告诉,天还蒙蒙亮着,就推上余大傻子的轮椅,上路了。

山沟里的三家工厂,这两年才真正起死回生了,山里已经热闹得像一座新城市。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潮湿却退却了,已是初夏,天气却奇怪地不那么热,清晨的风还是冷冷的,早开的野花也闭合了花瓣假寐。柏油路代替了土路,直铺到厂的门口。重新修饰过的大门边也总会停着几辆出租车的。桂芝把丈夫扶上车,司机殷勤地帮她把轮椅放到后备厢里。车子发动的时候,桂芝突然流下泪来,急忙擦了,不想让别人看见。可余大傻子却颤巍巍地伸出手来了,是要帮她擦眼泪的意思。桂芝推开他的手,泪眼婆娑,更是止不住了。

往事就像脑海里泛起的微澜,一波一波地涌起,有的清晰,有的混浊,有的是完整的故事,有的却是一片片破碎的记忆。收拾行李的时候,桂芝把两双劳保鞋打在了包裹里,女儿小红笑道:“这年头,谁还穿这种鞋呢。”桂芝想想也是,就是厂里,哪个人上班还要穿它?姑娘小伙们脚上都是耐克和什么达斯了。暗暗数来,自己来厂里已经穿坏多少劳保鞋了?真是数不清的。回想当年,和二姐躺在谷垛上,憧憬劳保鞋的时候,却是多少苦涩酸甜了。现在,大姐已经去世,三姐已经被儿女接去北京享福了,而二姐的坟上,青草萋萋,几度春秋,去年新立的墓碑,字迹也是模糊了。

走之前,给二姐扫了墓。把一根黄花梨的擀面杖,悄悄埋在了坟前的土里。认不准是二姐的那一根,还是自己的那一根,反正,血浓于水,一点思念是永远和二姐在一起了。在培土的时候,桂芝想起韩大夫的话:“黄花梨,长得可慢呢……”就想这根棍子什么时候也会开出花来?那花应该是开在桂芝心底的,是给自己的安慰。

劳保鞋最终还是装到了行李箱里。同时装进去的,还有另外一根擀面杖。临行前桂芝用橄榄油把它擦得亮亮的,它斑斓的身体就仿佛有了瓷器般的光泽。放进箱子时,桂芝低声说:“你也回家了……”

为什么要回家乡呢?好像有千般理由,却也是说不清楚的感受,在这西南的大山里几十年,生老病死,只是总没有家的感觉。就像是无奈的漂泊,停住了,想走,却也不能,想留下,心却总还是在远处的什么地方。终于,孩子们大了,自己也老了。回家吧,她每天都对丈夫说,余建国总是点头,说不出话。当年他伤好后,就留下后遗症了,人是真的傻了。前两年又坐上了轮椅,也丧失了语言能力。人却是对桂芝无比地依恋着。当年,警察要带走桂芝的,他在病床上大叫大喊,歪歪斜斜地给人家写了张纸,说是自己摔伤,没妻子的事。警察走后,桂芝在他床前哭了,说:“你这是何必?”傻子就笑,含混不清地说:“我……喜欢你。”桂芝记得,那是傻子这一生,说得最清晰的一句话。

所以,就回家吧。就像飞倦的鸟,最后要停留的,还得是自己最初的那个窝。擦干了眼泪,回头最后看一眼青黛色的大山,心里是痛,也有一丝不舍。毕竟是在这里待了几十年,毕竟是儿女们都还留在这里。车停了,司机回头说到了。桂芝看向窗外,新建的高铁车站,巍峨矗立,比当年的小车站辉煌了,却感觉好像少了些亲切。站前恢宏的广场上没有修鞋的小贩了。巡逻的警察很严肃,年轻得像个孩子似的脸庞却使他的威武变得有几分滑稽,也有了几分和气。在桂芝搀丈夫下车的时候,他还过来帮助扶了一把。桂芝想说谢谢,话却停在嘴边了,因为她看到广场上跳舞的老人们了。在他们当中,她一眼就发现了马满意和他的妻子徐小兵。

他们也早退休了。他们没有随着女儿到广东去,而是在山下的小城里安了家。据厂里的传说,他们的女儿很优秀,已经是外企的高管,年薪上百万,却对自己的父母很冷漠。马满意搬到山下来的时候也是悄悄的,没告诉任何人,桂芝想送给徐会计的擀面杖,也没来得及送出。

想到擀面杖,桂芝的眼睛就落到了行李箱上,想了想,脑子里却什么也没有出现,仿佛一切回忆都已经沉到海的最深处,没有什么可以搅动了。

只是柳强的面孔好像是从脑海里闪过,也只是一闪而已。模糊,遥远,像傍晚从天际飞过的昏鸦,似有似无,只是远远的一声声鸣叫,隐隐约约地有些感觉。柳强在省机械总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被纪委查处,人就消失在空气里了。厂厂史陈列馆的展板上,他的照片也已经被摘掉。自从当年的那把大火之后,桂芝和柳强的关系就断了,没有商量什么,更没有争执,他们很默契地就像陌路人一样各自生活了。柳强后来很快调走,升职,这个男人就真正成为桂芝生命里的过客了。桂芝有时也很奇怪,曾经那么热烈的情欲,就在那一瞬之间消失殆尽了吗?

倒是和马满意的那一次,那唯一的一次,有时会在记忆的角落里闪出一丝痛楚。

桂芝低下头,推着丈夫绕过跳舞的人群,往车站里边走。她不想让马满意看到自己。从决定要走的那天起,她就下定决心要和这里的一切一刀两断了。她匆匆忙忙地走着,轮椅的轮子在台阶上磕了一下,几乎把余建国摔了出去。傻子呵呵地笑了,大概以为是妻子在和自己开玩笑。他还大声地叫喊起来,他那放肆的叫声在清晨的广场上和舞蹈的音乐搅和在一起,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于是,在走进车站大门的一刹那,桂芝回头,就和马满意的眼睛相遇了。男人舒展着的胳膊停在半空,那双有些突出的大眼睛也凝固了。就这样电光石火般的眼神碰撞,桂芝已经发现男人真的老了,那双大眼睛其实已经小了许多,是眼皮下坠了,是皱纹增多了,是眼神混浊了。桂芝的心疼了一下,却顾不得再想什么,匆匆就走,逃跑似的。再回头时,已是在站台上,看不见广场了,也看不见那个男人了。桂芝的腿一软,就坐到行李箱上了。

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桂芝颤抖着手,从背包里取出那本封面已经磨破了的《圣经》。这是韩大夫在遗嘱里特意留给她的。桂芝打开它,却看不清文字了,因为眼泪再一次地涌出来,模糊了眼前的一切。

(刊载于《当代》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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