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的对等且极度破碎是欧洲在中世纪地区竞争力大幅降落的根本原因，地缘政治的极度破碎导致欧洲地区防御力较罗马时期大幅收缩：罗马时期的安全边疆可伸展到今伊朗西境，整个北非地区完全控制在拉丁民族手中，可到中世纪欧洲的版图——如果不考虑俄罗斯——已收缩到地中海北岸的西欧地区。这时欧洲的主要威胁来自阿拉伯帝国和随后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其退出的地缘政治空间也为这几个前后相随的帝国所填充。这时的东方对欧洲人来说，更为遥远，也更为美丽。

（四）政教二元对立体制耗散欧洲地区竞争正能量——罗马后古典体系的形成

罗马主教的权力在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征服东哥特王国之后，得到迅速扩大。罗马人本想以承认基督教的国教地位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果事与愿违：罗马衰落的趋势不仅没有被遏制，基督教力量反而迅速壮大，并且形成为与世俗权力对等存在且拥有广泛的收税、领土和一定武装的权力中心。公元4世纪，与处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中国一样，欧洲也处于“蛮族国家”混战并南下冲击罗马帝国的形势之中，公元年，君士坦丁一世召开尼西亚会议，此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取得了较一般主教更大的权力。公元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皇帝为了躲避日耳曼人的侵袭，经常避居米兰和拉文那，首都的管理权实际上让给了罗马主教。5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冲入罗马城，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III，～年在位）把许多特权授予罗马主教。罗马世俗政权衰落后，罗马教廷事实上成了全欧洲的正统，罗马主教的地位开始高于其他主教，世俗政权——即使一千多年后的拿破仑也不例外——要想在欧洲获得正统地位，均需获得罗马教廷的认可，这使欧洲教会有了统一、集权，一个比罗马军事化管理更为严格的中央领导核心即罗马教廷。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征服东哥特王国之后，罗马主教权力得到迅速扩大。皇帝要在西方恢复罗马帝国需要教皇的帮助，作为回报，世俗皇帝向罗马教廷让渡权力：即用行政的手段迫使其他主教必须从罗马主教那里得到宗教权力。

集权式且有独立的税收、武装和宗教法庭系统保障的教阶组织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在不断分封的世俗政权前坚强有力的保证。

年，东西两派基督教会分裂。东派教会自称正教，西派教会自称公教或“天主教”。实行大主教及其教皇制，由此形成单一教会和体制。教阶制由主教、神父、助祭（执事）三级组成，不同等级的神职在举行礼仪和圣事时具有不同的教权。在教会事务方面，上级对下级行使管理权。保障教权的物质基础是教会拥有来自俗界“捐献”的大量地产和教会征收的什一税。当时的罗马教会拥有天主教世界1/3的地产。

“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6世纪，教会利用《圣经》中关于农牧产品1/10属于上帝的说法，开始鼓吹征收什一税（tithe）。什一税是课加在土地总产品上的税，并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尽管开始遭到教徒激烈的反对，但随着基督教传遍欧洲，纳什一税终于成为硬性规定。公元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开始明确规定，缴纳什一税是每一个法兰克王国居民的义务之后，西欧各国纷纷效仿，而远离欧洲大陆的英格兰则到10世纪才规定必须缴纳什一税。

恩格斯在《马克尔》一文中披露：“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法兰西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在中世纪，几乎整个天主教西欧都保持着这样的比例。”需要注意的是，这与中国孝文帝时期佛教“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比例接近，当时佛教纳捐数额也相当惊人，但佛教却没有在中国——尽管极接近——获得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而基督教却在欧洲成了与世俗王权进行数百年对抗的宗教力量。关于此，我们在后面还会有深入的研究。

自12世纪始，欧洲罗马教廷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即“骑士团”。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以法国骑士为主的神殿骑士团，12世纪末建立以德国人为主的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名义上隶属教皇。～年，教皇借助这些军事力量发动了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有了军队，就有了建立法庭的前提。13世纪始，罗马教廷建立侦察和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旨在镇压一切反教会、反封建的异端，以及有异端思想或同情异端的人。教皇英诺森三世为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异端，曾建立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是为宗教裁判所的发端。霍诺里乌斯三世继任教皇后，于年通令西欧各国教会建立宗教裁判所。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又重申前令，强调设置机构的重要，并任命由其直接控制的托钵僧为裁判官，要求各主教予以协助。于是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天主教国家普遍成立。6世纪末，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一世将罗马主教改称为教皇（Papa）。8世纪中叶，罗马教皇又从法兰克国王那接受“献土”，自此基督教教廷在欧洲有了附带地权并由教廷管理的世俗国家即“教皇国”。

这样，欧洲人便有了两个有完整地权、财权、法权的“皇帝”和“国家”：一个是单一的精神的皇帝即教皇及其国家，另一个则是众多的世俗的皇帝及其国家。霍布斯说得明白：

世俗权力和国家权力既然明显地是同一个东西，而最高权力、制定神律的权力和颁赠宗教特权的权力则意味着一个国家；从这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主权者存在，而又有一个最高权力者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制定法律，另一个则可以制定神律，那么同一群臣民就必然具有两个国家，这就是本身分裂的王国，无法立足。我们虽然可以作出俗界和灵界这种毫无意义的区分，但它们仍然是两个王国，每一个臣民都要服从两个统治主。神权既声称有权宣布什么是罪，它就声称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因为罪不是别的，就是法律的违犯；然而世俗权力也声称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于是每一个臣民便必须服从两个统治主，这两个统治主都要使人们把自己的命令当成法律服从，而这却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有一个王国的话，那么要么就是作为国家权力当局的俗权王国必须服从神权王国，要么就是神权王国必须服从于俗权王国；在前一种情形下就只有最高神权而没有其他的主权，在后一种情形下就只有最高俗权而没有其他最高权力。因此，当这两种权力互相对立时，国家便只会陷入极大的内战和解体的危机之中。

学者齐涛评价说：“西欧各国在封建制度确立之后，王权并不是始终强大的，当他们为大封建主的割据势力所困扰的时候，教皇则正好趁机大肆攫取世俗国王的权利，凌驾于西欧各国君主之上，成为西欧国际事务的仲裁者。”

罗马主教就是这样利用欧洲出现的众多分封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其对罗马帝国的冲击四面扩大权力，最终使欧洲形成完全不同于古罗马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并存且相互牵制的二元结构。分封诸侯、皇权、教皇这三大力量相互牵制大大削弱了欧洲大陆的合力及由此生成的地区竞争力——这从相反的方面为英国长期操纵欧洲大陆提供了天然优越的条件。

就这样，与东方中国的中世纪历史不同，欧洲中世纪在其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一个与世俗政权具有相同——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功能的对等权力中心。这个中心与海岛国家英国一样，都很成功地利用了罗马帝国衰落时欧洲出现的日耳曼诸封建国家间的冲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同样，为了保持和扩大这种权力的延续，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与近代英国外交一样，在各种政治力量间扶持较弱的一方，有意保持欧洲政治长期破碎化状态。

在世俗王权方面，与同期中国的胡人之于中原儒家文明类似，在3世纪“蛮族”冲击和扫荡罗马世界的同时，各路诸侯们也看到了罗马文明的灿烂并激发起他们对罗马文明的向往。当时代表罗马帝国法统的仅剩罗马教廷，而那里的教士又在新崛起的“蛮族”世界中是最有知识的群体。黑格尔说：“在那些野蛮民族里，罗马帝国仍然是声势显赫，他们认为它是中心地，一切文物制度、宗教、法律和各种科学都从它那里灌输到他们那里，而他们自己还在草创文字时期。”文化的认同造成这些落后民族的领袖们对罗马教廷予以极大的尊敬，在“尊重知识”的光环下，“蛮族”国王们为附庸风雅——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的帝王附庸佛学但不赋予其政治权力的做法不同——便赋予罗马教廷越来越大的权力，以致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恢复世俗权力至上的罗马文明成了欧洲人向往的目标。欧洲各国在后来近千年的历史中都以恢复罗马帝国的名义进行着兼并战争，他们接受教廷的加冕，使其所获权力得到认可。这开始是出于对教廷的尊重，但到后来便成了一道必要程序，以致罗马教廷由此反客为主，成了欧洲合法性的最终确认者。查理大帝完成统一欧洲后第一个从罗马教廷那里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公元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称为“罗马皇帝”，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从年起，帝国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反过来又加强了罗马教廷在欧洲世界的正统地位。

日耳曼人中比较落后的法兰克部落，在为提升罗马教廷地位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创立的第一个欧洲帝国扶植起了掘墓者和统一欧洲的千年终结者。

4世纪末5世纪初，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等大举进攻罗马帝国，而此时的法兰克人还以罗马“盟友”的身份定居在高卢东北地区，许多法兰克人还参加了罗马军队。公元年，苏瓦松战役胜利后，法兰克人的一支在克洛维的率领下夺取了塞纳河和卢瓦河之间的土地。5世纪末，克洛维（～）逐渐统一了各部落。公元年，克洛维皈依罗马教会，并下令全体士兵受洗入教，成为日耳曼各族中较早皈依罗马教会的民族。在罗马教会的支持下，克洛维进一步扩张势力，并与信奉基督教阿里乌派的日耳曼人进行战争。公元～年克洛维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取大片土地，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公元年克洛维命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上制定的宗教法规被认为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在克洛维的支持下，基督教很快成为墨洛温王朝的国教——而在此六十年多年前的中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年）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打击佛界政治企图为目的大规模的“灭佛”运动。

这次本是为了加强墨洛温王权的宗教会议对欧洲后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一方面包含了恢复罗马帝国制度的意图，同时也将罗马帝国在衰落时被迫采取的不利于帝国稳定的承认基督教为国教的宗教政策，在欧洲新国家崛起之初就予以固定并成为欧洲政治的基础，这在欧洲封建社会成长之初便在其身体中植入了难以剃除的裂变基因。也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中世纪欧洲地区竞争力优势向亚洲中国——此时的中国也接近隋朝的统一——发生倾斜。

克洛维死后，继任者继续扩张领土，积极推广罗马基督教，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已成为西欧最强盛的国家，与此同时，法兰克王国亦赋予教会大量接近与皇权持平的特权。公元年，召开的奥尔良宗教会议规定，法兰克国王有任命主教的权力，主教有权修改法官判决和处分犯有渎职罪的法官的权力；教会的产业永属教会并全部免税——而在此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北周武帝宇文邕（～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以打击佛界政治企图为目的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享有特权的教会势力日益膨胀，到7世纪初已成为法兰克王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由此也开始长达几百年的教权和世俗皇权之间在主教叙任权上的争夺。

与此同时，法兰克王公——与秦孝公类似——也意识到分封制带来的弊端，力图建立中央集权式的国家体制：欧洲开始了已极为艰难的且迄今仍未完成的新的统一进程。

7世纪末和8世纪初，法兰克王国日趋分裂，王权旁落到宫相之手，各宫相之间进行了长期斗争，王国日趋进入“战国”时代。公元年，东部区宫相取得胜利，成为全国唯一的宫相。8世纪，“铁锤”查理·马特任宫相（～年）后镇压了西部区大贵族叛乱，公元年，其又在普瓦提埃附近粉碎了阿拉伯人的进攻，威望大振；随后在全国推行采邑制：改变过去无条件授土的作法，将土地分封——其效果类似于中国秦时的商鞅变法——与对中央政府而非对部落贵族效忠联系起来，这大大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并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力的条件。查理·马特时期，法兰克王国进入加洛林家族统治时期，但加洛林家族只是以宫相名义，而不是以国王名义施行统治，查理·马特可谓是“无冕之王”。为了取得合法的正统地位，他们急需罗马教廷的帮助。公元年，查理·马特的儿子丕平派人与教皇联系，教皇立即抛弃曾由他扶上法兰克王国正统地位的墨洛温家族，转而支持僭主丕平，当年11月，法兰克人在苏瓦松集会，在教皇的支持下，丕平——有点像中国东汉末的王莽和弃周建隋的杨坚——当选为王，墨洛温王朝结束，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正式开始。

但是，罗马教廷的支持是需要回报的。8世纪中叶，罗马教皇控制的意大利地区受到伦巴底人的威胁，法兰克国王丕平出兵征服伦巴底人并将从伦巴底人手中夺得的意大利中部的土地“献给”罗马教皇，史称“丕平献土”。这使基督教在欧洲有了自己的世俗国家即“教皇国”。

丕平之后，欧洲快速走向统一。丕平之子查理（～年）征服了欧洲许多民族地区和王国，至公元8世纪末，形成了版图几乎覆盖整个欧洲的大一统帝国。其查理帝国虽与中国唐帝国同期平行，但它对本地区的历史贡献却不及中国秦帝国的水平：查理大帝虽与秦始皇一样在世俗世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但他却又培植起另一个对等的政权体系，即以意大利教皇国为“首都”和以罗马教廷为权力中心的基督世界。

公元年，教皇利奥三世（～年）上台遭到了罗马贵族的反对，公元年，罗马贵族逮捕了新当选的教皇利奥三世。遗憾的是，这时的查理大帝并没有像北周武帝灭佛那样利用罗马内部的矛盾削弱教会的权力以巩固其世俗政权，而是重复其父丕平的作法，出兵进军意大利对教皇利奥三世予以支持，恢复了其教皇权位。作为回报，利奥三世则于公元年圣诞节在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加冕，称“罗马人皇帝”，为查理帝国举行了“开国典礼”。

但作为回报，查理大帝对丕平献土从法律上作了确认。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博塔（CarloBotta，～年）在《意大利人民史》一书中对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有栩栩如生具体的记载：

经过一番隆重的接待和庆典，开始了实质性的谈判，大家都谦恭地要求查理承认他的父亲丕平赠给罗马教廷的献土。他兴致很高，请他做这件事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查理首先吩咐大臣格泰里伊草拟一份新的馈赠证书，他本人签了字，还要求各个主教、修道院院长、公爵和他身边的耆宿都签了字，然后亲自把它放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供桌上。为了使这份证书更能体现他的最高权力，他命令在馈赠书中再增加一些庄严的条文，要他的子孙后代遵守这份馈赠的规定条款，也要其他人遵守，要他们时刻不忘记自己就是这张神圣供桌的天生的守卫者和保护人。

值得比较研究的是，甚至比丕平献土更早，在中国也不乏皇族向佛教捐地产的现象。例如西魏文帝任道臻为僧统，为他在昆池之南立中兴寺，“庄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合。”北齐天保三年（公元年）文宣帝下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僧稠建云门寺，开始命以方圆十里（后改五里）为寺。据西魏大统三年（公元年）所立《造中兴寺石像》碑文载，向中兴寺施舍田地的人很多，其中有将军殿中将军北襄州别驾从事史、镇西将军荆州主簿、广武将军平州主簿以及县令乡邑等，分别施田25、40、10、50、20亩，施田宅1亩、10亩、20亩不等。“碑文虽有缺字，但可合计算出为亩。”但与丕平所献给罗马教廷的土地不同，中国皇族所捐的这些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还是国有的，国家有随时收回的权利。而丕平所献的土地，是给教皇的领土，经查理大帝确认后就具有如不交易就不可强行收回的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继而国家主权的性质，其意义与中国佛门所得的捐地是完全不同的。

罗马教廷并不是以实力而是以一个罗马帝国的空壳很划算地换了一块具有宗法主权意义上的领土，但让查理大帝始料不及的是，这一交易对欧洲未来的历史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一，“丕平献土”为基督教提供了具有主权意义的领土，这使基督教教会在欧洲具有了永久的法权地位。法权是权力转化为权利的关键环节。第二，由此，查理国王请求利奥三世为其加冕，则事实上承认教权高于皇权的法律地位，这使欧洲有了以罗马为领地且独立于世俗政权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与英国所获的地缘政治红利一样，教皇有了自己的“国土”，在欧洲版图破碎的形势下，教廷的利益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还会在这种破碎化进程中不断增值。这便使罗马教皇有了利用欧洲诸国的矛盾操纵欧洲政治力量均势并使欧洲版图长期保持破碎化的政治需求。第三，从教皇方面说，利奥三世给查理加冕使其“从国王‘升官’至皇帝，但从此查理的帝国就带上了‘罗马制造’的印迹”。然而，查理让教皇为其加冕的举动，为他的后继者们留下的一个可以被教皇充分利用的法律悖论，这就是：“既然利奥三世能够给予，他们也能收回——也就是说，教皇如果可以加冕皇帝，那也就可以废黜皇帝。”本来“制造”罗马教廷的查理帝国反被罗马教廷所“制造”。

查理大帝本想给罗马教皇来个“请君入瓮”，其结果却成了反客为主。在将罗马基督教主扶上教皇宝座后，查理帝国却很快在分封中走向分裂。

查理帝国的建立使欧洲经过大分裂后再次获得统一，它对于欧洲——与秦帝国对于中国一样——意义是巨大的。可惜的是，与中国盛唐大一统时代并行的欧洲查理帝国甚至没有达到中国秦汉统一的水平。中国汉初高祖刘邦时有韩信、景帝刘启时有吴王刘濞为主的七国叛乱，他们都没有得逞，而同样的企图在查理帝国内却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

公元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对此，黑格尔痛心疾首地写道：

年，依照《凡尔登条约》，查理曼的后裔将帝国划分了一次；全部法兰克帝国除数省而外，暂时又在查理皇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但是这位懦弱的君王只能够把这个庞大的帝国维系一个很短的时间；不久，全境便又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小邦，各邦都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地位。这些邦国有意大利王国，它自身也是分歧的；又有两个勃艮第国——上勃艮第国，它主要的中心地是日内瓦和发力斯的圣·摩里士修道院；下勃艮第国在侏罗、地中海和伦河之间；——又有洛林国，在莱茵河和缪司河之间；又有诺曼第国和布列坦尼国。法兰西本部便是封锁在这些邦国之中；羽格·卡柏特皇帝登基时的法兰西，便是如此被限制着。东法兰康尼亚、萨克森、条麟吉亚、巴伐利亚、斯瓦比亚等地仍然属于日耳曼帝国。法兰克帝国便是这样碎成片段了。

《凡尔登条约》的签订——而在此两年后的中国，唐武宗李炎（（～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以打击佛界政治企图为目的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对欧洲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经公元年的《墨尔森条约》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与此同时，它也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埋下了一个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提升罗马教皇仲裁地位及未来英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实施“均势战略”提供了天然有利的外围条件。公元年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后果与中国春秋末期“三家晋分”后“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的形势极为相似。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若将这句话移至公元年的欧洲，我们也可看到“非三晋之礼坏”，查理“自坏”，即查理大帝对罗马教廷缺乏足够的警觉，其无原则地扶持罗马教廷政策是导致欧洲后来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

与佛教经过改造已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中国相比，欧洲中世纪的帝国更容易走向分裂。这是由于分裂国家的人（比如丕平及其儿子查理）和他们分裂出的“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得到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教权——在中国佛教却始终没有得到这种权力——的认可。丕平僭主和查理兼并其他国家的结果就是由教皇认可而取得合法地位，同样的道理，将来颠覆或分裂帝国的力量也很容易得到教皇的认可并成为合法的权力。公元年，查理访问罗马，请教皇为他的两个儿子加冕为伦巴第和阿基坦国王。将皇帝手中分封权的合法性让给宗教权来确认，此举进一步毁灭了查理统一欧洲的事业。当然这只是后话，就查理本人而言，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他的初衷。

查理“尽管他尊敬教皇，但他不愿意成为附庸”，富有政治经验的查理大帝对加冕之事的危险性还是有所警惕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认为，丕平和查理只是想利用基督教实现“政治的大统一”，而非真要推崇基督教。他写道：

丕平是受到教皇承认和加冕的。他需要有势力的教权的准许，与之交好，查理曼采取了同样的防范措施。宗教性的君王制正在发展。然而，在查理曼治下，这一性质并非主要，而帝国君王制才是他想要重建的。虽然他和教士结成紧密的联盟，并利用他们，他自己却不是他们的工具。查理曼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大国，取得政治的大统一，复兴罗马帝国。

据《查理大帝传》一书，他对“奥古斯都”这个称号“非常不喜欢，他肯定说，假如他当初能够预见到教皇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尽管那天是教堂的重要节日”。为此，查理也采取了一些防止教会坐大的措施。“除了皇帝头衔之外，他一直保持着‘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之王’的头衔”。他利用其当时不可撼动的帝王权威，力图将教权限制在皇权之下：他控制着罗马主教的入选和主教的任免权，掌握着召开和主持宗教会议，颁布宗教法规，操纵教会事务的权力。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本操纵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手中，但在查理统治时已为世俗政权控制。查理甚至要求主教和修道院长应按所辖教区和修道院规模大小及财产多少，为法兰克王国军队出人出钱，还把居民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定为法律。他还对教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把久已废弃的省主教区制度重新确立起来。这些省主教后被称为大主教，对所辖区内的主教拥有裁决和惩治权。查理只是将“教会视作国家的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而非全部。

除世俗权力外，查理还牢牢地掌控着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权。查理亲自主持过16次宗教会议，对重大问题做出裁决，会议决议均以皇帝“敕令”的形式公布，以彰显皇权对教权的威权性。查理于公元和公元年分别在雷根斯堡和法兰克福领导召开了两次宗教会议对神学争论出现的“基督嗣子论”——基督就神性言是上帝之子，就人性言不过是上帝嗣子——的观点予以谴责。同时，对教区弥撒中出现“和子”句即将《尼西亚信经》中“圣灵来自圣父”一句念成或写成“圣灵来自圣父和子”的正误之争做出裁决。于公元年召开的亚亨宗教会议上，查理大帝下令将“和子”句加入信经中。此举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下。

尽管查理大帝达到了利用基督教巩固自己帝国的目的，但其为此向教权做出机会主义的妥协也使他的事业付出沉痛的代价。与中国不同，第一个在中国开辟大统一国家进程的秦始皇去世后，中丞相赵高掌控新主，王朝更迭后还是一个世俗政权；可在查理大帝去世后，则是罗马教廷掌控新主。查理去世后，其后代们的内讧使“教士把国王捏在手心里，他们斥责他、废黜他，又让他复位，指挥他。”在中国，皇帝也利用佛教和道教巩固政权，但从不赋予它们法统地位的解释和确认权；可欧洲的教廷已从世俗获得政权的法统解释和确认权，这使得教廷在皇帝衰落时便可支配世俗政权的更迭。

查理帝国的解体导致教权在欧洲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查理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同样的原因，教皇开始为这个宗教权力与诸王权展开新一轮斗争。

10世纪始，从查理帝国分裂出的西法兰克王国的加佩王朝已陷入严重的封建割据，王权衰落，而东法兰克王国则开始崛起。当时东法兰克王国为萨克森、士瓦本、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和洛林五大公国统辖。公元年，萨克森公爵亨利被推举为王，是为亨利一世，由此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的萨克森王朝（公元～年）。亨利之子奥托一世（公元～年）即位后，完全控制了五大公国并在查理大帝的故都阿亨加冕为王后，采取与查理相同的抑制教会的政策，置日耳曼教会于王权之下：国王赐给教会大片领地，并把领地内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任命权控制在国王手中。奥托将国王的利益与教会的利益连在一起，教会和寺院加强了在辖区内的统治地位，国王则从教会和寺院的领地上征收直接税，主教出缺时，教区的全部收益归国王所有。“这样，国王不仅增加了经济力量，而且借教会的支持，牵制各大公爵的势力”。公元年，奥托一世征服波希米亚；公元年又在列赫河畔奥格斯堡附近打败匈牙利人，消除来自东南方向的威胁后越过阿尔卑斯山；公元年，他便发动针对意大利的战争，为了取得北意大利主教的支持，他把许多先前属于伯爵的特权授予主教；公元年再次吞并伦巴德王国，锋芒所向直逼罗马教皇。在强大的世俗王权面前，教皇再次启用“加冕”形式强调其正统地位。同年，教皇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奥托一世加冕，承认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成为自查理之后罗马帝国的新继承人；与查理大帝相同，奥托一世在利用罗马教廷的同时，也借助武力采取措施反制罗马教皇在欧洲的仲裁地位。加冕后第十一天，奥托一世迫使教皇与之签订了著名的《奥托特权协定》，规定了皇帝对教皇的保护，教皇要绝对效忠于皇帝的义务，教皇的人选由皇帝来决定。公元年，奥托一世废黜教皇若望十二世，立利奥八世为新教皇。这一举动开启了皇帝任免教皇的先例。

查理帝国解体后，欧洲世俗权力在奥托一世手中重新崛起使罗马教廷意识到自身权力分散的危险。10～11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修道院从法国兴起“克吕尼运动”，主张强化纪律，纯洁教士队伍，教会摆脱世俗政权，实行内部集权。提出僧侣必须遵守西欧修道院原有的本笃法规，强调守贫（不置私产）、守贞（独身）、服从（服从修道院领导）；主张严格隐修生活，整肃宗教礼仪；反对世俗势力控制修道院及侵蚀其地产，除接受教皇领导外，不受主教和世俗领主的管辖。这场运动得到升任教皇不久的格列高利七世的支持。11世纪中叶以后，教会改革运动迅速展开，目标直指世俗政权。以罗马教廷为核心的改革派提出：神职人员严守独身，不得婚配；各地主教由教皇任命，不得由君主叙任；禁止买卖神职；宣称教皇权力至上，可废黜君主。欧洲政教冲突由此进入白热化。

这场由宗教改革运动引起的教皇与神圣罗马世俗政权的长期斗争，表面上看事关主教叙任权之争，实质是关乎欧洲命运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中心之争。可以假设，当初不管是教权还是皇权赢得胜利，欧洲都会走上政教合一的体制：前者接近于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早期伊斯兰国家体制，后者接近中国以世俗权力为核心的国家体制。这样，欧洲中古的历史可能就会更少些战争内耗和发展得更快。可惜的是，政教双方的斗争——与中国东晋十六国及隋唐时期的佛教与皇权的斗争结果不同——总是此消彼长，最终又多是零和式的结局。这样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大大延误了欧洲在中世纪的成长，从而削弱了欧洲在中世纪的国际竞争力。

当然，辩证地说，这些内耗在削弱欧洲的同时，也弱化了欧洲的封建政权，与东方中国相比，这反倒为资本主义率先在欧洲登陆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正如资本主义发展的乏力反倒为社会主义率先登陆俄国提供了条件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这是后话。

克吕尼派支持教皇，在提高教皇权力和反对教会世俗化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改革派教皇都出身于克吕尼派修道院。年格列高利七世（～年）当选教皇，当时在叙任权问题上的政教冲突已不可调和。年，格列高利向世俗权力发起进攻，宣布废除世俗授职权，发布敕令，声言教皇“惟有他一人具有罢免与复任主教之权”，“一切王侯应仅向教皇一人行吻足礼”，“教皇本人不受任何人审判”，更有甚者，格列高利七世宣布对罗马教会的不疑原则，称“罗马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将永远不犯错误”。这遭到日耳曼各地主教反对。年，亨利四世在沃姆斯召开宗教会议，与教皇格列高利针锋相对，宣布废黜教皇。一个月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则在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宣布将亨利驱逐出教门，废其帝位，解除其治下臣民的效忠誓约。

在这场针锋相对的对峙中，克吕尼整饬教规的运动使教廷组织更加巩固和思想更加统一；而其时距亨利四世镇压萨克森起义刚过一年，其国内社会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积累得更深，帝国各地对亨利四世的不满仍在蔓延，而拉特兰宗教会议更使这种不满火上加油。这样有利于教廷的政治形势，迫使亨利四世向教廷寻求暂时妥协。年1月，亨利到意大利拜访巡行至卡诺莎堡的教皇格利高利七世，悔罪求恕。据格利哥里七世的文件记载，亨利“在那里，他卑微地除下一切属于国王的尊荣表记，赤足披毡，连续三日之久站在堡垒的门前，恸哭流涕”，教皇最终“为他那坚定的痛悔，和那些在场者的代求所感动，终于松开了咒逐的锁链，接纳他回到圣餐的恩典中和圣母教会的怀抱”，获准恢复亨利的教籍。

然而亨利四世对教皇的忍让只是暂时的，他以合法地位回到德国后立即消灭了反对派，并于年挥师进占罗马，另立由他指定的教皇，随后举行皇帝加冕礼。格列高利向居住在南意大利的诺曼人求援。这些诺曼人攻陷罗马城大肆掠夺后并不久留，格利哥里只有南逃，于年客死萨勒诺城。

此后，教皇与皇帝关于教权的斗争暂时妥协，双方于年9月达成的“沃姆斯宗教和约”，规定：一切主教均由教士组成的选举会议推选；在日耳曼选举主教时，皇帝或其代表有权出席会议，如有意见分歧，皇帝有干预权；主教授职时，以指环和权杖为象征的教权由教皇授予，以权节为象征的世俗权力由皇帝授予。皇帝承诺返还罗马教廷在战争中损失的财产。

比较而言，公元年世俗皇帝查理接受教皇的加冕，是为了利用欧洲宗教的力量来实现欧洲统一，而就当时的政教力量对比中，他完全有能力掌控欧洲教廷；但到公元年奥托接受教皇加冕时虽有当年查理的余威，但其威力在帝国三分天下的“分封”中已大不如前，以至让欧洲出现具有明显与皇帝“抢班夺权”的意图并在欧洲蔓延开来的“克吕尼运动”。这场导致政教冲突白热化的宗教改革运动，迫使奥托的后继者亨利四世前往教廷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忏悔”。尽管亨利四世最终挽回了皇帝的权威，但欧洲“两皇”（皇帝和教皇）对等存在的二元体制已在双方极不情愿的条件下成为事实。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政教两权二元对等的“两皇”体制确立，加剧且固化了欧洲政治力量和地缘政治版图碎化的趋势。与查理大帝时代不同的是，这次冲突导致的是世俗世界和教廷世界的双重破碎。

继查理帝国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后，版图碎破化首先从德意之间的北意大利开始。自奥托一世恢复皇帝称号以后，意大利北部成为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夹在罗马教廷与德国之间被肢解得四分五裂，成为皇帝和教皇两大政治实体之间的缓冲地带。皇权与教权在这一缓冲地带的反复“拉锯”造成了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碎化程度由外而内大幅提升的布局，这与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的地缘政治的整合程度由外而内大幅提升的特征正好相反。这种地缘政治特征的差异是中世纪亚洲历史的稳定性优于欧洲的物理原因。

年，就在亨利挥师进占罗马的那一年，格列高利委命克吕尼运动的骨干教士奥托·拉普利为教皇钦使，到德国对付与教皇作对的教会。他一到德国，就利用基督教与世俗王权复杂尖锐的内外矛盾，以教权至上的理论为依据，纵横捭阖，激化教权与王权的矛盾，把格列高利七世所绝罚的主教全部革职，击败德皇亨利四世扶植的与教皇作对的教主，还将世俗的各个封建王权玩于股掌之中。这对亨利四世造成重大打击。此后，格列高利七世提升奥托·拉普利为意大利奥斯提亚枢机主教。年，奥托·拉普利当选为罗马教皇，称乌尔班二世。

乌尔班二世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的激进教皇，与中国佛教不同，欧洲天主教的“理想”表面上看关乎天国，其实质则是要问鼎欧洲权力中心。而要想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就必须要有比皇权更大的地盘和更多的武装力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说也是格列高利在与亨利四世斗争中因手无寸铁而失败并客死他乡后痛定思痛的结果。

恰好，东罗马帝国的危机给乌尔班二世提供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年，东罗马在曼西克特与塞尔柱突厥人会战失败后，亚洲大部领土丧失，处境危迫，科穆宁王朝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曾数次求救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此时正值教廷与德皇冲突之际，罗马教廷无力东顾。年，乌尔班二世当选罗马教皇，东罗马皇帝亚历克塞一世表示如果罗马教廷伸出援助之手，他就将东正教重新合并在罗马教廷的统治之下。这——如果再考虑到中东巴勒斯坦是基督教主耶稣的诞生地——激发了乌尔班二世向东方扩张基督教势力范围并由此建立起能干涉国际争端的教廷武装力量的野心。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中部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发出到东方与“异教徒”做斗争并夺回“主的坟墓”、拯救“圣地”耶路撒冷的号令。当年便组织起农民武装并开始了为期近两百年的所谓“十字军东征”（TheCrusades，～年）运动。

在第一次东侵中，十字军陆续占领了地中海东岸最富庶的地区和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并在这一带建立起4个十字军国家；许多骑士满载而归，教皇威望也大幅提升，教廷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崛起。这些军事力量主要以法国骑士组成的神庙骑士团（12世纪初成立）、意大利骑士组成的医护骑士团（约年成立）和德国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13世纪成立）等为支柱。这些骑士团直属教皇，并被赋予各种特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不受十字军国家的僧俗统治者管辖。即使是作为总主教耶路撒冷王国也只是教皇的国使，他无权支配调遣骑士团。团员必须遵守团章和僧侣清规，服从首长，各团在东方都拥有许多地产，免纳土地税，担负镇压十字军占领地区中人民的反抗、与毗邻的穆斯林国家作战、保卫并扩大十字军领地的使命。这三个骑士团不久便发展为精锐的职业军，能够在任何地方与敌人交手。他们在欧洲大规模招兵买马，其实力日渐坐大。

但是，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就在教廷的注意力和扩张力量全面投入东方的时候，教会内部首先出现异端力量。从12世纪中叶起，法国南部出现“阿尔比派运动”，反对教廷权威，否认教会有解救灵魂的作用。另外，法国与德国的王权力量开始轮番向罗马教廷发起挑战。法国路易九世（～年）开始募兵，决定统一国家力量，加强中央集权。在德国，法兰克尼亚王朝于年告终。

经过各大公爵争夺后，霍亨斯陶芬王朝于年登上德国历史的舞台，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巴巴洛萨（意为“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年）即位不久便乘罗马教廷精力东向之机，挥师南下意大利，试图重振查理大帝和亨利四世的业绩，以实现欧洲在世俗王权下的统一。从年到年，野心勃勃的腓特烈一世先后6次入侵意大利。年，腓特烈第二次入侵意大利，他在隆加利亚召开有意大利封建主和城市代表参加的会议，宣布皇帝在意大利有无限权力，并要求城市接受皇帝所委派的长官。米兰等城市反对会议决议，遭腓特烈的围攻。年，米兰绝粮而降，腓特烈为了表示惩罚，竟下令毁灭米兰。腓特烈的暴行使教皇和北意大利城市震惊和恐惧，意大利城市在教皇的支持下组成反德的伦巴底城市同盟。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积极支持伦巴底同盟的同时，联络威尼斯和西西里王国。年，腓特烈攻入罗马，逼使教皇自格列高利七世后再次南逃。年，腓特烈第五次率兵进入意大利，遭到意大利伦巴底同盟的誓死抵抗。年双方在米兰附近的林雅诺会战，腓特烈一世的军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腓特烈一世投降，归还所掠夺的土地。腓特烈又重演亨利四世的“卡诺莎忏悔”，亲自到威尼斯拜见教皇，吻其短靴以示降服。接着与伦巴底同盟签订了6年停战协定，期满后又签订康斯坦次和约。皇帝在和约中自裁表示年隆加利亚会议通过的一切决议无效，承认城市有选举市长的权利。

与亨利四世一样，腓特烈并未就此认输，就在林雅诺失败的当年（年）他与西西里王国实现联姻，摆好对北意大利远交进攻的态势，企图通过对意大利和罗马的征服实现其将欧洲统一于王权的梦想。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腓特烈对意大利的多次暴力劫掠，反助了意大利城邦和罗马教廷的团结及罗马教廷内部更有力的整肃。为了避免重蹈格列高利七世被反扑过来的亨利四世清算并客死他乡的噩运，罗马教廷没有给腓特烈任何喘息机会，对德国加大渗透，从内部削弱德国。

年，乌尔班三世当选教皇（～年），上任后随即开始着手拆散德意志与西西里王国通过联姻结成的联盟。乌尔班三世对为腓特烈儿子亨利六世与康斯坦斯主持结婚并为亨利六世加冕，称他为意大利国王的阿奎丹主教大为不满。乌尔班宣布革除阿奎丹主教的教籍。对于腓特烈一世已经任命鲁道夫为特里尔的总主教，乌尔班三世不予理会，反于年派遣福尔曼担任特里尔总主教。此举遭到腓特烈的报复。当年复活节，腓特烈一世命令儿子亨利六世进军教皇领地，对教皇进行讨伐。年，腓特烈一世召开格尔豪森会议，不许教皇代表出席，与会各主教都是腓特烈一世的拥护者。乌尔班三世发诏要腓特烈一世前往维罗纳，想在这里宣布对他革除教籍的处罚。但不久在听到埃及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阿拉伯打败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的消息后，乌尔班三世心脏病发作死去。

将罗马教廷推上欧洲政治舞台高峰的是年出任教皇的英诺森三世（～年）。他承袭格列高利七世的教权观点，认为教皇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皇帝和国王应臣属于教皇，并由教皇授予世俗权力。

当时西欧的政治形势有利于英诺森三世首先在教皇国之内推行中央集权的措施。他利用罗马城和教皇国内的贵族王公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来自腓特烈德意志的威胁，使他们服从了自己的权威。他调整和扩大了教皇的宫廷机构，向各地派遣枢机主教以监督各地教会（在此之前，一直由各地大主教兼任教皇使节的监督职能）。各地主教又必须监督其属下的教区和修道院，随时撤换不称职者，使西欧的教会系统在教皇的掌控之下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英诺森三世于年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用更严格的教规加强对教徒的思想控制。会议对教会规范作了许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定了七项基督教圣礼，包括洗礼、成年坚信礼、婚礼、弥撒、忏悔、神职叙任礼和临终涂圣油礼。每个教徒每年至少应向神父忏悔一次，做弥撒一次。年，英诺森三世第一次向整个西欧的教会征税，这个制度后来固定了下来，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什一税”，另外他还向教徒大量出售“赎罪券”。在他任教皇期间，“教廷府库充盈，成为欧洲最大的财政中心”。有了财力，教皇的所有承诺也就有了底气。

英诺森三世上任时正值德国霍亨斯陶芬家族和韦尔夫家族争夺帝位，皇冠谁属，教皇的意见举足轻重。年，英诺森三世利用这一时机，在德意志挑起内战。由于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南意大利拥有领地，出于阻止南意大利同德意志统一在同一君主之下的目的，英诺森三世支持了韦尔夫家族。在这场长达12年的战争中，他利用双方的许诺，夺取了斯波莱托、安科纳等地，使教皇国北达波河下游，南抵那不勒斯边境。但当英诺森支持的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登上皇位之后，新皇帝立即翻脸，不承认教皇在战争中获得的利益，甚至准备兵戎相见。于是，英诺森抬出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孤儿、已被他收为教子的腓特烈（后称皇帝腓特烈二世），并让其与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结盟，终于在布汶战役中歼灭了背信弃义的奥托四世。腓特烈二世在向教皇许诺放弃西西里王位和进行十字军东征之后，在英诺森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此后，他又利用西西里王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年幼，以监护人身份统治西西里王国；他干预英法间的关系，乘英格兰诸侯反对国王约翰之机，迫使约翰向教皇称臣，并缴纳年贡。年，他组织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派（亦称“清洁派”），开教廷用武力镇压异端之先例。教皇组织的圣战军团攻克了阿尔比派的中心贝济耶城，随即展开了大屠杀，有两万多人遭到杀害。在米内尔瓦，就有多位领袖被烧死在火刑台上。英诺森三世用残酷暴力推行他建立起欧洲基督教封建神权的大一统帝国的理想：他积极参与欧洲各国的政治斗争，曾迫使英国、丹麦、葡萄牙、瑞士等国王称臣。在英诺森三世全盛时，“不少国王都自认为是教皇的附庸”。

腓特烈二世登基德国皇帝帝位（～年）兼领西西里王国后，他对德国和意大利采取抑扶不同的双重标准：在德国，他采取使之更加破碎化的政策，他听任封建诸侯在其领地内几乎享有无限权力，甚至禁止德国城市缔结反对领主的同盟；而在西西里，却发展经济，提倡文化，全力建立中央集权，企图建立依托西西里的对整个意大利的统治。这引起了意大利城市和教皇的联合反对，他们再次恢复了伦巴底同盟并据此和腓特烈进行了长期斗争。斗争最终还是要以枪杆子定局。年，腓特烈在帕尔玛附近被城市军队打败，两年后去世。在英诺森三世的打击下，霍亨斯陶芬家族气数已尽。年，霍亨斯陶芬王朝在德意志的统治下告终，西西里王国也于年为法国的安茹伯爵查理所夺取。此后德国出现为时20年（～年）的皇位无主时期。这个时期，各诸侯、骑士、城市间的纷争和内讧连绵不断。

13世纪末，帝国出现许多独立的封建领主，皇帝对其直辖领地外的封建诸侯没有管辖权。年，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确认皇帝须由七大选帝侯推选。从15世纪初起至帝国各地开始割据，皇位均由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占据。13世纪下半叶后，由于勃艮第和意大利脱离帝国，其领土主要限于德语地区。年起，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已成为徒具虚名的政治组合。早期出现的一些公国进一步分裂，德国破碎化程度日益加深。在封建自由主义分封制度的毒害中，再加上教廷的离间，以德国王权为依托的欧洲世俗力量在教廷的权杖下已无回天之力。由此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作为教廷的对抗力量，遑论欧洲的统一力量，已不存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俾斯麦德意志帝国和20世纪40年代纳粹第三帝国就是对这一积弱时期的强烈反弹。

此间，教皇在欧洲的权力已高于世俗政权，拥有国际仲裁的权威。～年，葡萄牙先后占领了马德拉群岛、阿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在葡萄牙国王的要求下，罗马教皇于年颁布授予葡萄牙海上霸主地位的特权令，教皇把亚洲海岸向印度所有的东向航线的专有权赋予葡萄牙。这迫使西班牙选择西向探险航线。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西班牙立刻向教皇要求新大陆的专有权。最后葡、西双方在教皇的调解下于年签订排斥英法等国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对葡、西两国的势力范围作了划分，教皇同意在佛得角以西里格处划界，史称“教皇子午线”：线东新“发现”的土地属于葡萄牙，线西划归西班牙。这时，人们看到，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世俗权力向世界扩张的同时，欧洲的另一种权力也向世界平行推进。黑格尔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他写道：

基督教教会便这样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各主教分别在各国内召集宗教会议，这种集会成了教会人员统一和互助的永久中心。同时，教会因此在世俗事务方面取得了势力雄厚的地位。它岸然颁发帝王的冠冕；当各国宣战和议和的时候，更俨然处于仲裁者的地位。教会出面担任这类干预的事情，特别适宜的要算是王子的婚姻的事情了。君王时常要和他们的配偶离婚；而要办离婚就非得到教会的准许不可。教会总是把那些不易达到的要求，乘这良好的时机提了出来，而且坚持这种要求，一定要使它取得普遍影响。在一般社会纷乱的局面之下，教会当局的出面干预是大家认为必要的。自有所谓“上帝休战”这种说法以来，斗争相杀和私仇报复至少在一周间可以停止几天，甚至或者可以停止好几个礼拜；教会更用开除教籍、禁谕以及其他种种恫吓和刑罚等宗教手段来维持这种休战。然而教会的世俗的产业又使它对于其他世俗的君王贵族发生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属于它的正当本性的；它变做了和他们对立的一种可惊的世俗权力，而成为和暴力横行自始就不相容的中心。

卢梭概括说：“这种宗教给人以两套立法、两个首领、两个祖国，使人们屈服于两种互相矛盾的义务，并且不许他们有可能同时既是信徒又是公民。”卢梭所描述的欧洲现实与但丁概括出的“但愿你家里出了个跟你分庭抗礼的人”的损人经验相吻合。

在此最值得一提的是，伴随英诺森三世这一时期的政治“成就”，教皇国的外交思想也日益圆熟，其精髓也为后来居上的英国人所继承和发展。我们看到罗马教廷在英诺森三世时期已实际上蜕变为欧洲世俗权力之外的另一个外交能量极大的权力中心。由于教皇国本身国力不足，为了保持宗教中心对世俗中心的优势，教廷不得不以更加成熟的外交技巧来弥补，其中的关键是运用“均势（balanceofpowers）”策略来抑制和操纵世俗王国。这种策略被发挥得如此富有成效，以至成了后来居上的英国人继而美国人操纵欧洲，以及欧洲人操纵海外殖民地的屡试不爽的秘诀。

在对内统治方面，英诺森三世一反过去教皇顾及道义的考虑，采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政策，这为15世纪意大利“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出笼做好了思想铺垫。黑格尔就此评论说：

基督教教会经过了这几次的十字军，完成了它的权力：它已经颠倒了宗教和神圣的“精神”；已经歪曲了基督教自由的原则，成为人类灵魂的错误的和不道德的奴隶制度；这样，它不但没有消灭不法的纵恣横暴，相反地，却使种种不法横行作为教会权力的支柱。在历次十字军战役中，罗马教皇居于世俗权力之首：皇帝仅居于从属地位，同其他君主并没有什么分别，而且不得不把创议和行政的权力委托教皇，承认教皇是十字军当然的大元帅。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高尚的霍亨斯陶芬王室出现为教皇权力的勇武的、尊严的和有教化的敌人，这时候“精神”已经放弃这场争斗了；我们也已经看到了那个王室怎样到最后仍然屈服于教会之下。教会能屈能伸足以应付任何攻击、扫除一切反对，而不肯退让一步来求调解。教会不是可以使用公然的暴力来推翻的；它的灭亡是从内部发生——从“精神”发生一种自下而上的崩溃威胁着它。

然而，英诺森三世在欧洲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成就”却在中东遇到“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挫折。年，英诺森三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是一次最能体现英诺森三世“马基雅维利”风格的远征。这次十字军最初是以进攻埃及为目的。但是威尼斯的商业目的促使它改变了进军路线和初衷——帮助东罗马和夺回“主的坟墓”，开始向东罗马兄弟下手，于年4月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在这个文明古都实行长达一周的“汪达尔式”掠焚。他们没有到达圣地与异教徒作战，也没有反对异教的穆斯林，而是在君士坦丁堡奸淫掳掠了自己的基督教兄弟后建立起的“拉丁帝国”（～年）。这次远征为英诺森三世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他组织“儿童十字军东征”，结果使3万多儿童成为北非奴隶市场上的“新货”。这次十字军远征的所作所为已使其在欧洲人民心目中失去了道义的光环，加上随后几次远征的失败，人民已完全不信任教皇组织新远征的承诺和号召。年，十字军在东方占领的领土已完全丧失，十字军运动遂告失败并成为欧洲人民一段耻辱的记忆。

军事上的失败使教廷对内更加独裁。以往罗马帝国用于镇压早期基督教的手段现在又被罗马天主教廷用来镇压异己宗派。年洪诺留三世继英诺森三世当选教皇。教皇洪诺留三世认为地方主教镇压异端不力，于年通令建立直属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一般设在修道院内，秘密进行审讯。宗教裁判所所制订了审讯条例：有两人作证，控告便能成立；证人如果撤回证词，就按异端同谋犯处理，被告如不认罪，可用刑；被告不仅自己认罪，还须检举同案犯和异端嫌疑犯；为异端辩护者应受罚绝；被告认罪之后，如果翻案，按异端处理；被判为异端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宗教裁判所前后共经历约年。其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历时较久，凶残恐怖。据统计，年至年，判处的“异端分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16世纪中叶，教皇在罗马建立最高异端裁判所。18、19世纪，西欧各国宗教裁判所先后被撤销。年教皇庇护十世（～年）把罗马最高裁判所改为圣职部，主要职能是监视和处罚参加进步活动的教徒，查禁各种进步书刊，革除教徒的教籍和罢免神职人员等。

所有高调将群众忽悠而起的政治人物，其失败后的命运也必将为他们所忽悠起的人民愤然摔下。黑格尔说：“一般人对于罗马教皇的尊敬自然不免因为十字军的崇高目的——就是企求从神的感官的‘鉴临’方面取得满足——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而减少了。同时各教皇也没有达到他们长久保持‘圣地’的目的。欧洲各君侯对于这种神圣的任务，已经没有从前那种的热忱。各教皇看到了基督徒众的丧师败溃，也不免中心忧伤，一再督促他们兴兵赴援，可是哀恳和呼吁都是失败，不能发生什么效力。”罗马教廷对欧洲的统治到英诺森三世时已采取了不顾道德的“马基雅维利”方式，这表明罗马天主教已失去道义感召力，而教会也成了欧洲人民讽刺的对象。黑格尔说：“一种破裂便发生了，它不但是空前的，而且是深刻的。”这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以削弱罗马教廷为目的的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

罗马时代的欧洲大一统形势及由此形成的优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力，随欧洲政教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形成而成为古老的传说。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形象地比喻道：

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基辛格对此解释说：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笔者）实行政教分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像埃及法老或俄国沙皇一样，被视为具有神性。西欧以外的任何地区，甚至东正教所辖的区域，均是政教合一，主要教会职位的任命均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教会方面既无力量亦无权威，取得罗马教会所要求的自治地位。

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在西欧时而爆发的潜在的或真实的冲突，是后世宪政及分权思想即现代民主基础，得以形成的背景。它使各个封建诸侯得以利用冲突的双方强化本身的自主权。由此导致欧洲的分裂，各公国、自治郡、自治教区各自为政。虽然理论上封建诸侯均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誓效忠，实际上却是各行其是。有不同的王朝自封为皇帝，中央的权威几乎不存在。神圣罗马皇帝尽管仍主张普遍的统治权，却无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在欧洲边缘的法国英格兰及西班牙，虽仍属于罗马教会，却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

地缘政治的对等且极度破碎是欧洲在中世纪地区竞争力大幅降落的根本原因，地缘政治的极度破碎导致欧洲地区防御力较罗马时期大幅收缩：罗马时期的安全边疆可伸展到今伊朗西境，整个北非地区完全控制在拉丁民族手中，可到中世纪欧洲的版图——如果不考虑俄罗斯——已收缩到地中海北岸的西欧地区。这时欧洲的主要威胁来自阿拉伯帝国和随后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其退出的地缘政治空间也为这几个前后相随的帝国所填充。这时的东方对欧洲人来说，更为遥远，也更为美丽。

欧洲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这种差距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他们怀念、认识并开始寻找古罗马的时代价值。

今日更新为《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第一章之第四节

（四）政教二元对立体制耗散欧洲地区竞争正能量——罗马后古典体系的形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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